正当防卫为何总是众说纷纭，条文有问题还是理解有偏差？——“砍人反被杀”案与“刀刺辱母者”案高度相似

闲散一石

又出了一个引爆舆论的案件——“砍人反被杀”案。有报道称，视频中显示，一辆白色宝马车驶入非机动车道，与正常骑行的电动车发生争执，宝马车后座一男子下车与骑车人发生口角，尽管有女伴相劝，但两人仍旧发生推搡。此时，宝马车司机从车上下来，对骑车人拳打脚踢，后又返回车内拿出一把长刀，砍向骑车人。骑车人虽然连连躲避，但仍被砍中。未曾想宝马车司机在砍人时，长刀不慎落地，骑车人抢先一步捡起长刀，反过来砍向宝马司机，宝马司机连连躲避逃窜，但骑车人不依不饶连砍数刀。结果是，双方受伤，“宝马男”经抢救无效死亡，“骑车男”没有生命危险。

“砍人反被杀”案被报道之后，立即引爆舆论。因为“宝马男”已死，“骑车男”就成为热议焦点。现在出现三个观点，也即三个选项：正当防卫，防卫过当，故意伤害。从报道看，究竟属于哪种情形，刑法专家都是众说纷纭，更不用说平民百姓了。有鉴于此，昆山警方也是极为慎重：“这个案件社会关注度比较高，现在公安机关和检查机关都在很认真地对这个案件进行审查和调查，在审查调查中的一些细节目前不便对外透露。”

“砍人反被杀”案让人联想到“刀刺辱母者”案。当时，涉案人于欢的命运同样面临三个选项：正当防卫，防卫过当，故意伤害，一审法院选择的是第三项故意伤害。2017年2月17日，山东聊城中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。判决经媒体报道之后，立即引爆舆论，网上评论近亿条，而且几乎是一边倒，认为于欢刺人是正当防卫。有媒体还发表评论文章，呼吁“司法要给人伦留空间”。最后，于欢由“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”改判为“防卫过当判刑5年”。

比较这两个案件，有三个共同点。一是都涉及“正当防卫”的法律条文以及理解与运用，二是都是众说纷纭，连专家都说不清楚，三是都出现了有人挥舞“舆论干涉司法”大棒，阻止公众对案件的关注，说什么“不能够用社会舆论来左右司法判决。”一个法律条文反复出现这种情况，立法机关和执法机关应该深入反思，是法律条文出现了问题，还是对法律的理解和解释出现了偏差，从而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。正当防卫关系到亿万人民的切身利益，而且是事关性命的最高利益，不应该是一个说不清楚的法律。公众的防卫权力到底在什么情况下行使，又可以防卫到什么程度，应该让公众心中有数。现在的尴尬在于，每每涉及正当防卫的案件，判决的最终结果给人们的印象似乎是，正当防卫的实质似乎限制受害一方反击，使得公众在遇到不法侵害时不敢大胆行使防卫权。显然，这与立法初衷不符。再者，在对不法侵害进行反击时，任何人都不可能思考如何才是恰当而不过当，要求防卫恰当，的确有为难行使防卫的味道。特别是，防卫过当不过当，往往是事先由法院说了算，而法官们并不是身临其境，怎么可能判断出当时过当不过当？在“刀刺辱母者”案中，一审法官不仅认为于欢防卫过当，而且认为于欢连防卫都够不上，这与事后的改判差距极大，顿时也雷倒了公众，所以引爆了舆论。

俺搞不明白，为何到了今天，还是有人挥舞“舆论干涉司法”大棒，阻止公众对案件的关注。经过“刀刺辱母者”案的舆论风暴，二审的整个过程完全公开透明，已经证明“舆论干涉司法”的说法不成立。法律及其适用，不是某些人的专有权力或是私人权力，公众连说一说就不行。公众关注每一个案件理所当然，这是公民的法定权力。事实上，不论专家如何分析，不论公众如何议论，一个案件最终怎么判决自然是由法院说了算，谁也不能改变这个铁律。在法院判决还没有出来之前，专家们，律师们，公众们进行讨论，表达自己的看法，就算是普法呗，算是给办案机关提供思路呗，有什么不可以的，有什么可怕的，有什么不能容忍的！什么时候有过“社会舆论来左右司法判决”的案例？如果公众连议论案件的权力都没有，又如何做到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公平正义”？

于欢案被改判之后的2018年01月18日，二审主审法官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吴靖表示，通过二审开庭审理，最大限度地还原整个案件的事实情节，并在此基础上通盘考虑天理、国法、人情，最终依法作出裁判。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、新闻局副局长、新闻发言人林文学谈到，法院坚持认真倾听群众呼声、回应关切，严格依法审判，最大限度地坚持司法公开，是其中的重要原因。林文学表示，群众对司法案件的关注，实际上是群众高度关注法院工作，既是对法院工作的监督，更是一种期待，是对民主、法治、公平、正义的期待，法院必须要回应这种期待，满足这种需求。在于欢案二审的审理中，山东高院倾听群众的呼声，回应群众的关切，接受群众的监督，使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高度统一。山东高院同时还坚持司法定力，依法严格办案，依照法律的程序，依照法律的规定，认定事实、适用法律。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陈有贤也表示，检察机关遵从了舆论的传播规律，从话语权、时效性和透明度三方面入手，第一时间回应关切，履行检察机关职能，用实际行动争取到话语权，并得到有效的传播，让舆论关注回归到案件本身，让案件在法律框架下得到裁判。

“舆论干涉司法”之说根本不存在，那么人们应该深入思考的只有两个问题了，一是为何一发生涉及“正当防卫”的案件就众说纷纭，二是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到底是“正当防卫”的法律条文出现了问题，还是对法律的理解和解释出现了偏差，为何专家都说不清道不白？本人的看法是，恐怕两个方面都存在问题。

暂且不说法律条文，因为太过于专业，俺这个法律盲即使说也是乱说。只说对法律条文的理解。人是有感情的动物，对于任何事物都带有个人感情色彩，对法律条文的理解也是如此，如果再加上利益驱动，感情色彩就更加强烈。所以，案件审理当中，要有控辩双方，规定了回避制度，目的就是为了尽可能避免案件处理当中的感情色彩，保证公平正义。

那么，是不是说，与案件没有直接关联，就不会出现感情色彩呢？不是。比如，在“正当防卫”的解释上，就存在将法律条文往哪个方向解释的问题。记得三十年前，就出现过这样的事情，以致于当时有一篇评论，不能将法律条文往有利于罪犯方向解释，当时是针对某位律师的。在今天，同样存在将法律条文向哪个方向解释的问题，是往有利于维持法律的尊严和社会正义方向解释，还是向有利于相反的方向解释？这就是需要解释者不能违背道德与良知，无论是专家，还是律师，在解释法律中都应该坚守这个底线。毕竟，任何一个案件的审理与判决包括律师的辩护，最终都要被公众放在道德天平上进行审视。“刀刺辱母者”案一审结果公布之后，为何引起轩然大波？就是与公序良俗相悖，也与立法初衷相悖，公众不能接受，于是才有了后面的改判。在“砍人反被杀”案中，应该防止这种情况的再次出现。

有的认为，“骑车男”属于“故意伤害”，无论从什么角度进行解释，估计有许多人都不能接受。也许是解释者钻了牛角尖儿，忽略了一些重要事实。比如“宝马男”驾驶宝马车驶入非机动车道，与正常骑行的电动车发生争执，说明“宝马男”有错在先，理应赔礼道歉，可是坐在后面的一个人却与“骑车男”争执；即使争执也只是言语冲撞，可是作为司机的“宝马男”，突然下车对“骑车男”拳打脚踢，这就属于蛮不讲理了，眼中无法了；即使如此，“宝马男”依然不解恨，返回车内拿出一把长刀砍向“骑车男”，“骑车男”连连躲避还是被砍中，这就属于故意行凶了。人们不禁要问，“宝马男”是什么人，车中为何藏有长刀，是不是随时准备杀人？如果不是出现了意外，“骑车男”极大可能死于“宝马男”的刀下，如果是这样，那将是多么悲惨和悲哀！

事情的反转在于“宝马男”的失手，使得“骑车男”抢到了长刀，已经被“宝马男”砍了数刀被激怒的他，自然反过来追杀“宝马男”。从整个事件经过看，“宝马男”是无缘无故的行凶者，“骑车男”不过是在被砍了数刀的反击行为，防卫过当不过当暂时不论，显然不应该视为“故意伤害”。如果说，后来的“骑车男”“就是奔着致对方于死地去的”，那么预先在车中藏着长刀、主动从车上拿出长刀砍杀“骑车男”就不是“奔着致对方于死地去的”？此案之所以引爆舆论，估计最重要的原因在于“案中的骑车男就是我”的思考，这与“刀刺辱母者”案非常一致。许多人在想，假如自己遇到如此情况，难道只能无缘无故被别人追杀，遇到一个千载难逢可以追杀对手的机会都不能利用？难道还要给对手再次寻机对自己进行追杀吗（何况对手已经将自己砍伤）？既然对手能够从车里抽出一把刀来，难道就不会从车上拿出一支枪来？

人命关天的大案，不可随意处理。事关人们保护自己生命的法律条文不能含糊不清，更不能由某些人视为专权而私人占有，而应该让人们极为清楚的明白，当自己受到伤害时，应该大胆地行使防卫权力，而不能是成为任由他人宰杀的绵羊。法律应该惩罚不法、保护守法，应该是惩罚邪恶、保护正义，应该是限制侵害者、保护受伤者，应该是惩治挑衅者、保护反击者，而绝不能相反。这既是立法的本意所在，也是道德的本意所在，这就是公平正义。如果正当防卫的法律条文有问题，应该进行修改；如果条文没有问题，一些人的解释有问题，则应该明确释法，消除误解与乱解。这是“砍人反被杀”案和“刀刺辱母者”案血淋淋的事实给我们的启示。